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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酒驾”致人死伤案件的法理思考

发表时间:2009-10-7 9:05:42 来源:中国法学名家网 作者:赵秉志

“酒驾”致人死伤案件的法理思考

 

赵秉志

 

备受社会关注的“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死刑案”、“广东黎景全醉酒驾车死刑案”分别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伟铭和被告人黎景全分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即在9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这两起案件的审理结果。然而,终审判决的生效并没有使得刑法理论界和社会上停止对此类案件的争议与关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暴露出的司法与立法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从“酒驾”致人死伤案件的罪过形态、罪数和立法完善方面略加探讨。

 

一、“酒驾”致人死伤案件的罪过形态

“酒驾”是对当前发生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的统称。[1][1]“酒驾”致人死伤案件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往往集中于行为人对醉酒或酒后驾车状态下的连续冲撞行为是出于间接故意还是自信过失,这直接关系到对行为人是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交通肇事罪。

关于自信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分,理论上一般认为,在两种心态中,行为人都认识到了行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过失的行为人还根据个人经验、技术、体力以及工具、环境、天气、他人行为等因素认识到了避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2][2]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对此则没有认识,也不愿去认知;行为人都不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过失的行为人完全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听任危害结果发生。[3][3]就“酒驾”致人死伤案件而言,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区分更为复杂,因为行为人由于饮酒或者醉酒而神志不清,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有降低,不容易确定其行为当时的心态。对此,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饮酒或者醉酒的行为人既然能够驾车,就说明其仍具有一定的刑事责任能力,能认识到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

第二,对罪过形态的判断必须依照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要求,刑事责任的确定需要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之间相互统一与印证。在“酒驾”致人死伤案件中,行为人醉后驾车的行为往往是出于一种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技术或经验,完全可以驾驶。因而第一冲撞行为的性质往往属于过失肇事,其后逃逸过程中的连续冲撞情形则需要进一步分析:一种情况是行为人为了逃逸,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继续高速行驶,不计后果,放任危害公共安全后果发生的,比如孙伟铭在发生事故后,超过限制速度两倍以上在车辆、人流密集的道路上穿行逃逸;黎景全在发生事故后竟然加大油门冲撞,都属于典型的放任心理,此时其主观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过失,而是间接故意;另一种情形是行为人已经开始对行为加以控制,如采取了降低车速、踩刹车等行为,但由于醉酒引起控制能力的下降或由于车速过快,导致后续冲撞致人伤亡情形的,则仍然属于过失。

第三,应该分析行为人是否认为自己能避免危害社会之后果的发生,进而再分析其此种认识有没有充分、现实的根据。如果行为人所说的认为可避免结果发生的因素或者根据,一般人看来不具有任何合理性,且在客观上根本不足以阻止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在实际上属于间接故意,而非过于自信的过失。

 

二、“酒驾”致人死伤案件的罪数问题

饮酒或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既有可能致交通肇事的被害人死亡,又有可能导致其他人(如围观群众、执法的交警、正常行使的机动车辆上的人、其他行人)死亡或者重伤。这就需要分析交通肇事构成的犯罪与逃逸行为构成的犯罪之间的关系,以解决“酒驾”致人死伤案件中的罪数问题。根据现实情况,在罪数上可作如下区分:

第一,如果酒后或者醉酒驾车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又逃逸致被害人死亡的,对此,应直接按照刑法典第133条后段规定的情形处理即可。二者是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关系。

第二,如果酒后、醉酒驾驶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逃逸时又过失致其他人死伤的,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此时,前后的交通肇事罪构成连续犯,对犯罪人可考虑从重处罚。

第三,如果酒后、醉酒驾驶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逃逸时又间接故意地致其他人死伤的,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对此,应将前后两个犯罪予以数罪并罚。

第四,如果酒后、醉酒驾驶发生事故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逃逸过失致其他人死伤的,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定交通肇事罪;但若是行为人逃逸时间接故意地致其他人死伤的,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可见,对于“酒驾”肇事(第一冲撞)后连续冲撞他人的情况,应区别不同的情况作出罪数认定,不能一概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酒驾”案件的刑事立法完善

对于目前无视交通管理法规,酒后、醉酒驾车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日益增多,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的社会现状,有人提出应当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但也有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打击“危险驾驶”行为应当以事先预防为主,不一定非要考虑增加“危险驾驶罪”。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增加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档次,细化交通肇事罪的内涵,将该罪纳入到重罪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4][4]

(一)新增“危险驾驶罪”的合理性分析

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有的立法规定,可考虑增设“危险驾驶罪”,其理由在于:

第一,降低社会风险的需要。现代工业的发展给社会共同体生活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刑法须对这种应受处罚的风险状态及时地进行否定性评价,尤其是在涉及公众安全的交通等领域,刑法应提前介入时间。为控制“酒驾”给社会公众带来的巨大风险而及时进行刑罚威慑,成为立法的首要理由。

第二,交通肇事罪规制范围和效果有限。在醉驾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下,行为人主观心态多为间接故意,在性质上不同于交通肇事罪的过失。所以,通过增加交通肇事罪量刑档次的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此外,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百分之七十以上被法院判处缓刑,有的法院判缓刑的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往往会给民众产生一种错觉,出事给了钱就了事,其刑罚的威慑力较为有限,难以满足预防和控制“酒驾犯罪”的需要。

第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置“酒驾”案件并不具有针对性。一方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身有“口袋罪”之嫌,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尚有争议;另一方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是针对醉酒驾驶行为而专门设立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应当是相当于与放火、爆炸、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方法,而不能认定为泛指任何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对于多数危害结果并不是特别严重的醉驾肇事行为来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动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刑罚明显过重。

第四,国外有关于惩治“酒驾肇事”的成功立法经验可供借鉴。严格来说,“酒驾”案件是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通病,在世界各国中都普遍存在,因此,合理地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将有助于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往往采取较为严厉的刑事政策,多设置行为犯或危险犯,刑法介入时间较早且法网严密。日本的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就包括醉酒驾驶致死伤、超速行驶致死伤、无技能驾驶致死伤、妨害驾驶致死伤和无视信号驾驶致死伤五种危险驾驶行为,[5][5]甚至还将向饮酒人提供车辆、向要驾驶的人提供酒类,乘坐酒后驾驶车辆等行为也规定为犯罪,与酒后驾驶同责。[6][6]韩国新修订的《道路交通法》,新增加了醉酒驾驶车辆罪和拒绝酒精检测罪两项罪名。[7][7]英国《1988年道路交通法》中也有酒后驾驶罪,主要包括由于酗酒或吸毒不适宜开车时驾驶或企图驾驶机动车辆罪,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预定标准驾驶或企图驾驶机动车辆罪,以及在上述不适宜状态下疏忽驾驶致死罪。这些规定对于遏制本国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给本国公共安全带来的威胁起到了明显效果。我国在进行“酒驾”案件的刑法立法完善,可以适当参考。

第五,危险驾驶的行为类型很多。实践中不仅醉酒驾驶行为,而且吸毒驾驶、超速驾驶等行为同样危害到了公共安全,设置“危险驾驶罪”可以将上述行为容都纳入到新增罪名中来,更具有合理性。

(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形态

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严重结果才构成犯罪。但这显然不利于对“酒驾肇事”案件的处理。因此,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醉酒驾驶、吸毒后驾驶、严重超速驾驶等行为可以考虑将犯罪的基本形态规定为危险犯。也就是说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巨大危险,为了维护社会安全,抑制严重犯罪结果的发生,只要行为人在醉酒等危险状态下实施驾驶行为,并且威胁到公共安全,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犯罪。若造成严重后果的,则构成结果加重犯。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的酒后驾驶行为,则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或者给予一般的交通处罚即可。

(三)“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表述

可考虑在刑法典第115条后增加1条:

“第一百一十五条之一:有下列危险驾驶行为之一,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一)醉酒后驾驶的;

(二)吸食毒品后驾驶的;

(三)超速驾驶,情节严重的;

(四)其他危险驾驶行为,情节严重的。

危险驾驶致人重伤、死亡、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情节较轻的,处……

危险驾驶后,危险驾驶人员抗拒检测的,从重处罚。

危险驾驶后,危险驾驶人员积极赔偿、真诚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8][8]

(四)“危险驾驶罪”的刑罚设置

考虑到现实中危险驾驶特别是醉酒驾驶造成的人员伤亡较多,对于公共安全的威胁较大,社会危害性较重,我们认为应当考虑设置死刑。但是,基于我国慎杀、少杀的刑事政策,对“酒驾肇事”案件适用死刑应当严格限制。而且,在醉酒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下,行为人多持间接故意的主观状态,与直接故意采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相比,主观恶性较轻和人身危险性较小,没有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对此,刑法立法应当对“酒驾肇事”案件适用死刑规定严格的条件。醉酒驾驶是以特定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具体自由刑刑种和刑度的设置应当以危险驾驶行为的严重程度为基础,设定不同的刑罚幅度。

在刑种配置上,可考虑增设资格刑,即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衔接,对于构成交通肇事的,可以考虑暂扣6个月至1年的机动车驾驶证;而对于构成危险驾驶的,可以考虑暂扣1年以上的机动车驾驶证;再次或者多次实施交通肇事罪或危险驾驶罪的,可以考虑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甚至终身禁驾。

 

* 赵秉志(1956),男,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酒后驾驶分为“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规定,如果车辆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认定其为饮酒驾车;如果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即为醉酒驾车每百毫升80毫克就是醉酒。

[2] 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3] 参见史丹如:《从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区别看交通肇事案定性》,载《检察日报》2009824

[4] 《争议“危险驾驶罪”入刑》,载《方圆律政》20099月号。

[5] 参见[]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7页。

[6] 参见张超:“两场车祸促日修改交通法”,载《法制日报》200991

[7] 参见王刚:“韩国:新增醉酒驾驶车辆罪”,载《法制日报》200991

[8] 本款的增加理由会在后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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